三月十八日的慘殺事件，在事后看來，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羅網，純潔的青年們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傷至于三百多人。這羅網之所以布成，其關鍵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里大抵含著殺機，對于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見的而論，凡陰謀家攻擊別一派，光緒年間用“康黨”，宣統年間用“革黨”，民二以后用“亂黨”，現在自然要用“共產黨”了。其實，去年有些“正人君子”們稱別人為“學棍”“學匪”的時候，就有殺機存在，因為這類諢號，和“臭紳士”“文士”之類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著可死之道的。但這也許是“刀筆吏”式的深文周納。

　　去年，為“整頓學風”計，大傳播學風怎樣不良的流言，學匪怎樣可惡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為“整頓學風”計，又大傳播共產黨怎樣活動，怎樣可惡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將請愿者作共產黨論，三百多人死傷了，如果有一個所謂共產黨的首領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證明這請愿就是“動亂”。

　　可惜竟沒有。這該不是共產黨了罷。據說也還是的，但他們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惡。而這請愿也還是動亂，做證據的有一根木棍，兩支槍，三瓶煤油。姑勿論這些是否群眾所攜去的東西;即使真是，而死傷三百多人所攜的武器竟不過這一點，這是怎樣可憐的動亂呵!

　　但次日，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發表了。因為他們“嘯聚群眾”，像去年女子師范大學生的“嘯聚男生”(章士釗解散女子師范大學呈文語)一樣，“嘯聚”了帶著一根木棍，兩支槍，三瓶煤油的群眾。以這樣的群眾來顛覆政府，當然要死傷三百多人;而徐謙們以人命為兒戲到這地步，那當然應該負殺人之罪了;而況自己又不到場，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了然。但從別一方面看來，所謂“嚴拿”者，似乎倒是趕走;所謂“嚴拿”暴徒者，似乎不過是趕走北京中法大學校長兼清室善后委員會委員長(李)，中俄大學校長(徐)，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女子師范大學校長(易);其中的三個又是俄款委員會委員：一共空出九個“優美的差缺”也。

　　同日就又有一種謠言，便是說還要通緝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卻至今日才見于《京報》。這種計畫，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書長章士釗之流的腦子里，是確實會有的。國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壯觀;而且大概多是教員罷，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個“優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別的地方開起一個學校來，倒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件趣事。

　　那學校的名稱，就應該叫作“嘯聚”學校。

　　三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