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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社會責任論

　　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各類企業應不應當承擔社會責任?應當承擔怎樣的社會責任?已經成為企業內外一致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鍵詞:企業 社會 責任

　　一、社會責任———企業無法回避的主題

　　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考慮可以一直追溯到企業的設立。同樣是新建一個企業,不同投資者建立新企業的行為驅動目標各不相同,企業在誕生之日就已打上了深深的不同責任烙印。最典型的投資者是主流經濟學中提出的“經濟人”,投資者建立新企業的目的只有一個,即利潤最大化,他們賦予企業的社會責任是追求利潤,企業為社會提供物質產品和服務是在追求利潤過程中帶來的聯產品。除此而外,還有形形色色的“社會人”式投資者,不僅追求獲得一定的利潤,而且賦予企業其他的社會責任,企業廠址選擇、產品市場定位等不僅考慮企業的獲利水平,而且常常不同程度地考慮企業在未來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可提供的就業機會、為所在社區增加的社會福利、對周圍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的程度等等。

　　企業在從誕生直至衰老死亡的整個生命周期中,每一項重大決策都不得不面臨這樣的價值判斷:本企業應當承擔怎樣的社會責任?而且,有關的價值判斷不僅僅局限于是否以利潤最大化作為唯一目標,而且表現為各種具體的社會責任項目抉擇。企業經常需要對如下問題作出回答:企業要不要對社區內的落后教育給予資助?企業是否應資助體育、科技、衛生等事業?企業在裁減富余人員時是否應在適當范圍內考慮多保留一些就業崗位?企業排放的有害物質僅僅是維持在政府規定的限度內,還是從考慮環境保護和居民生活的角度出發控制在更高的標準上?對于那些雖然有市場需求,國家也允許生產,但是可能導致不良消費習慣或社會風氣的產品,企業是否仍然要生產?類似的問題不勝枚舉,并伴隨企業生存發展全過程。一些企業在堅持追求利潤的同時獻身社會公益事業,而另外一些企業卻在不擇手段地刻意盈利最大化,強烈的社會反差迫使企業必須經常思考自身的社會責任定位問題。而且,企業社會責任的判斷和定位,直接影響著企業的各項經營活動,并給企業帶來迥然不同的結果。

　　在長期的企業實踐和無休止的理論爭論過程中,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逐漸演變為企業只承擔追求利潤的使命,還是要承擔一定的除此之外的責任,即一定程度上有背于利潤最大化的責任。我們不妨將這兩種觀點劃分為一元社會責任論和多元社會責任論。

　　一元社會責任論認為,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向社會提供物質產品和勞務。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堅持認為,“(企業)僅存在一種、而且是唯一的一種商業社會責任———只要它遵守職業規則,那么它的社會責任就是利用其資源,并且從事那些旨在增加其利潤的活動。這也就是說,在沒有詭計和欺詐的情況下,從事公開的'、且自由的競爭。”①企業在遵紀守法的前提下,根據利潤目標為(或者不為)某一經濟活動,社會效益并非企業必須主動考慮的問題,企業沒有“良心”可言,使企業行為符合社會要求的手段是“看不見的手”和法律法規與國家產業政策等。

　　多元社會責任論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遠不止于追求利潤,企業還必須承擔其他一些社會責任。如安德魯斯強調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還應包括:(1)公司決心自愿捐助教育事業和其他慈善事業,盡管這會減少其利潤;(2)公司選擇一個屬于自己的經營道德標準,這個標準要高于法律和習俗所要求的最低水平;(3)在具有各種機會的業務中,公司根據內涵的社會價值進行選擇;(4)為了經濟報酬以外的理由(很顯然仍與經濟報酬有關)投資與公司內部生活質量的改善。②顯而易見,這里要求企業應同自然人一樣,要有自己的倫理道德,要富于同情心,不能一味地追求經濟上的得失,要在減少外部不經濟、增進社會福利方面做出貢獻。

　　各類企業具體承擔的社會責任各不相同,然而,在性質上總可以區分為一元社會責任論者和多元社會責任論者,所有企業都必須首先在二者之間進行選擇。

　　二、企業必須承擔多元社會責任

　　一元社會責任論者為支持自身的理論和觀點,列舉了大量依據。例如:企業承擔多元化社會責任會降低企業的經濟效益;會減弱企業對資源的有效配置作用,社會最終因此而付出更大的代價;企業會因承擔了社會成本而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企業管理人員因缺少管理社會問題的經驗和本領,難以勝任多元社會責任;③現實中,在口頭上宣稱承擔了多元社會責任,在企業中卻很難貫徹落實,實際上是企業經營管理者花股東的錢而獨自承擔了較多的社會責任,會導致企業中對個人意見的壓制,等等。

　　無論一元社會責任論者如何辯解,在社會各子系統日益聯系緊密的現代市場經濟中,一元社會責任論越來越顯示出其蒼白無力的一面,多元社會責任成為現代企業的必然選擇。

　　首先,一元社會責任論暗含了這樣一些假設:(1)社會由具有不同職能的組織和個人構成,各組成部分都能盡職盡責地承擔各自的責任;(2)企業的外部不經濟可以通過兩條途徑消除,一是市場機制、法律法規和政策等的調節、約束和制裁,二是其他部門的活動可以消化企業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造成的部分不經濟;(3)其他社會責任交由企業以外的組織和個人承擔更有效,即社會責任通過在不同組織與個人之間的分工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事實上,這三個假設條件都不能成立。嚴格分工的社會各部門并不能完美地履行各自的社會責任,教育部門在提供合格勞動力方面始終不能完全令人滿意,甚至連最起碼的義務教育都不能在全社會范圍內保證就是典型的例證;在企業缺乏“自覺”性約束的情況下,單靠外部力量的作用并不能保證企業遵紀守法。退一步講,就算所有企業都能合法經營,企業產生的外部不經濟也不能完全由社會其他部門有效解決;事實證明,一些社會責任由企業來承擔常常比由社會其他部門承擔更有效。

　　其次,企業事實上一直都在被動地承擔多元社會責任。早期的造紙廠可以隨意地把污水排放到附近的田地和河流中卻不必擔心受到任何譴責;后來,小型的造紙廠必須關閉,大中型企業必須把污水凈化達到一定的標準后方能排出;再后來,原來屬于中型企業的造紙廠也開始被關閉。再如,當今許多國家的企業解雇員工已經不能單純考慮生產經營的需要,還必須和工會談判,甚至需征得政府部門的批準。這些都說明,企業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只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也是企業走向文明的標志。與其企業被動地承擔一些社會責任,還不如企業將一些社會責任納入主動關心的范圍之列。